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如何“啃”——“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论坛”综述

湖南省民宗委 mzw.hunan.gov.cn 时间:2017年04月07日 【字体:
  
 李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我国民族地区由于贫困规模大、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复杂等,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是全国扶贫攻坚战的“硬骨头”。

  在全国脱贫攻坚战中,民族地区这块“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这块“硬骨头”又该如何“啃”?围绕这些问题,在3月17日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与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论坛”上,我国贫困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进行了专题讨论。

  “越往后,减贫的难度越大”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在题为《中国扶贫成就与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的主题发言中,通过大量数据,对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

  范小建指出,2016年的我国扶贫工作实现了减少贫困人口1240万的任务,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推进的结果。根据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2654万人(占全国贫困总数61.2%),比上年减少836万人,比上年多减9万人;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67.3%,比上年提高9.9个百分点。减贫幅度达到23.9%,比上年提高4.7个百分点,比全国农村快1.7个百分点。

  然而,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形势依然很严峻。根据2016年的扶贫对象及贫困发生率排序,在贫困人口方面,贵州、云南、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这6个省、自治区的贫困人口仍然达300万以上;在贫困发生率方面,排在前六位的省、自治区分别是:西藏、新疆、甘肃、贵州、云南、陕西。

  范小建指出,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却缓慢上升,即从2011年的30.4%升至2016年的32.55%,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应该防止这一比例继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内民族自治地方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比率,从2011年的44.7%上升到2015年的47.2%。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都很高。基于数据分析,范小建认为,2017年依然要完成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估计。“越往后,减贫的难度越大”,范小建说。

  “硬骨头”何以难“啃”?

  回顾我国扶贫历程,范小建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先后解决了温饱型贫困、发展型贫困的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生态型贫困问题,这是最难“啃”的地方。他对我国生态型贫困区的类型做了划分:一是青藏高原区,难点在于缺氧、缺温;二是沙漠化地区,难点在于严重干旱;三是黄土高原区,难点在于资源性缺水;四是石漠化地区,难点在于缺土、工程性缺水;五是地方病高发区,难点在于丧失劳动力;六是边境地区,难点在于巩固国防;七是“直过民族”地区,难点在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范小建指出,这些生态型贫困区多为民族地区,由此造成了民族地区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针对范小建提出的生态型贫困问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从文化伦理的角度,为民族地区脱贫难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路径。

  在题为《云南瑶族脱贫难在哪里》的报告中,李小云结合国际上的一些脱贫经验,认为距离现代性伦理的远近程度与脱贫难易程度紧密相关。世界上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观念上更加接近现代性。越远离现代性伦理的人群,越有可能成为最难脱贫、最后脱贫的群体。

  李小云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开展的扶贫工作实践,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指出了“现代性伦理”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性。李小云将“节俭勤劳”“精打细算”等归结为现代性观念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他所接触的民族地区贫困人群,或多或少对“节俭勤劳”“精打细算”等现代性观念有着排斥心理,是一个“远离现代性伦理”的群体。他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难“啃”之处不在提升收入,而在于提高这些人群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

  “硬骨头”到底如何“啃”?

  针对精准扶贫,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如“加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开发,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育和健康扶贫,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创新扶贫协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等。

  范小建指出,针对这些新要求,我国的扶贫工作应集中力量重点攻坚,主要的着力点有四方面:第一,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四省藏族聚居区,新疆南疆四地州以及凉山、怒江、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要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二,在贫困地区组织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第三,针对因病因学致贫返贫,完善大病、慢性病救治和贫困家庭就学保障机制;第四,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解决思想贫困、意识贫困,激发内生动力。

  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其他与会专家学者分别提出了教育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模式。

  针对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发表了报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从幼儿开始》。汪三贵首先强调了早期教育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我国民族地区当前在早期儿童教育和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早期和学前教育总体关注和投入不够、目前的政策还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严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被忽视、早期儿童教育在组织和机制上存在困难等。

  基于以上问题,汪三贵提出了六点建议:第一,要将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重点下移,把资源更多地投向学前教育与早期儿童发展;第二,民族地区要加大合格师资的培训,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倾向;第三,从营养、健康、教育、心理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进行综合性干预;第四,在民族地区采用灵活有效的方式开办学前教育机构,如普惠性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村级幼教点、流动幼儿园、托儿所等;第五,对民族地区幼儿教育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改进;第六,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制定民族地区幼儿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聂凤英基于实地调研,重点介绍了贫困县电商扶贫的机制与实践。她首先指出,我国民族地区大都面临着有自然资源但缺乏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无法传达出去、有资源但远离中心城市等问题,而电商可以为民族地区提供很好的条件,解决上述难题。如何通过电商将资源从偏远地区引入到中心城市,少数民族群众能否从电商中获利是当前电商扶贫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通过对陕西、云南、贵州、新疆等省、自治区的部分贫困县开展电商扶贫的经验进行总结,聂凤英及其研究团队发现,农户参加电商培训的比例低、农户贷款门槛高等是当前制约民族地区电商发展的“瓶颈”,如何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提高双语能力、提高农户的实际营销能力、拓宽金融贷款途径是民族地区今后发展电商必须解决的问题。聂凤英建议,要充分利用电商这一重要平台,使偏远地区的产品更加贴近城市居民的市场,民族地区应该丰富电商融资形式,拓宽投资渠道,政府应与当地银行和电商企业合作,给予农户灵活的信贷方式。

  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个体规模小等,导致贫困人口更容易面临金融短缺的问题,而金融机构为民族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不高,更是带来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金融扶贫在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做了题为《民族地区的金融精准扶贫》的报告。

  在指出民族地区金融扶贫的重要性后,马九杰介绍了民族地区开展金融扶贫的几个有效模式,如“湖南麻阳模式”、内蒙古金融扶贫案例、重庆黔江的产业租赁、宁夏闽宁的“脱贫保”、四川凉山州的“惠农保”和“特农保”等,并分析了这些模式对于当地解决精准扶贫的主要贡献。如,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在金融扶贫中实现了资源资本化、信贷资金资本化,使贫困户从无资本性收益户变为有资产性收益户;内蒙古金融扶贫案例的核心经验在于地方政府构建网络,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等等。

  针对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马九杰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反思,如:金融扶贫中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如何界定,如何实现金融扶贫的普惠与稳健问题,如何规避金融扶贫中可能出现的过度授信与过度负债问题,如何发挥非金融手段与金融扶贫的互补作用,如何利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研究成果来对金融扶贫进行行为干预等。